第十年，训练站的做空课程案例库里，又增加了一份文件。
是一份判决书。
被告，是当年最后一个做空敬亭的机构的首席分析师。罪名：在另一家公司的做空报告中，捏造数据，操纵市场。
他不是在做空敬亭时犯的事——是在做空别家时。
判决书送到奥米手上时，她看了很久。
程述问：感慨？
奥米说：感慨。他做空敬亭，是干净的。做空别家，是脏的。说明什么？说明环境会变人。在敬亭这样的对手面前，他不得不干净；换到别的对手面前，他就脏了。
所以，坏公司的存在，不仅是自己的灾难。它还在喂养，做空者心里的恶。
我们每做好一家公司，都是在给这个市场，减少一分恶。
她把判决书，钉在了文化墙的第五面。五面墙，钉满了。
她对来看墙的新员工说：这面墙，钉满了，可以拆了。不钉了吗？不钉了。因为最近几年，新的判决书，越来越少了。墙的使命，完成了。它的使命，就是不再被需要——就像疫苗。最好的疫苗，是让疾病，不再出现。
墙空了，说明天下，干净了。
这面墙，是我这辈子，最贵的一面墙。贵到，我希望它，永远空着。
墙拆下来的那天，奥米让工人把五面墙的判决书，全部打包，捐给了博物馆。博物馆把它们，和回头的档案，摆在了同一个展厅——《两条路》的旁边，新辟了一个展区：《墙》。
展区的说明牌上写着：这些纸上，记载的都是输家。但他们输掉的方式，各不相同。有人输掉了自由，有人输掉了睡眠，有人输掉了后半生。而选择权，永远在签字的那支笔上。
《墙》展区开放后，第一个参观者是一个背着书包的中学生。
他在每一张判决书前都停下来看，看得极慢。看完最后一张，他在留言簿上写了一行字：我将来要当律师，给这些纸上的人辩护——不是为他们脱罪，是让他们在签字之前，先想起这个展厅。
讲解员把这句话，念给了奥米听。
奥米说：记下来。这比墙本身，更值钱。
几个月后，那中学生真的又来了，带着他的同学们。他站在展区门口，给同学们讲：这些纸上的每一个人，都曾经觉得自己不会输。你们以后不管做什么，签任何字之前，想想这面墙。
同学们散去后，他对奥米说：阿姨，我将来想考法学院。
奥米说：好。法学院的尽头，是让人不用进法院。
他点点头：我知道。所以我学法律，不是为了赢官司，是为了少打官司。
有些墙，立在那里，就是为了让后来的人，少走弯路。而绕开墙的最好办法，是在撞上去之前，先看看墙。
那个中学生后来真的考上了法学院。开学前，他来博物馆做了一次义务讲解。
讲解的最后，他说：有人问，这些纸上的人，值得同情吗？我的答案是：值得。不是同情他们的结局，是同情他们当初，没有人递给他们一杯茶。
全场安静了几秒。有位参观者，悄悄擦了眼睛。
笔，比枪重。因为它写的每一个字，都追得上你一辈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