租屋在城中村，十平米，月租八百，墙皮一碰就掉渣。房东是个爽快人：押一付三，不讲价。
奥米花五块钱，在旧书摊上买了一份一九九八年的旧报纸。报纸黄得发脆，像一碰就会碎的老骨头。摊主好奇：姑娘，买这个干什么？
奥米说：找一样东西。
报上有一则小新闻，登在财经版的角落里，豆腐块大小：敬亭实业股权变更，创始人奥敬亭因身体原因退出经营，公司更名为百里控股。
她一个字一个字地读。因身体原因。好一个身体原因。她记忆里父亲的最后一年，人瘦得脱了形，整夜整夜地坐在书房里，听一盘磁带，听到天亮。
报纸边角有一行铅笔字，淡得几乎看不见，是她父亲的笔迹：百里负我，证据在井里。
井？哪来的井？老家的院子她十几年没回去了，记忆里只有一棵歪脖子枣树，一口用了几代人的水井。难道——
楼上大叔浇花，水漏下来，正好滴在报纸上。她仰头去擦，忽然愣住。天花板的水渍，弯弯绕绕，像一张K线图，阳线阴线交错，最后是一根又长又直的大阴线，一直延伸到墙角，滴穿了半面墙。
她盯着那片水渍看了很久。父亲生前最后一句话，突然在耳边响起来：米米，股价是假的，筹码是真的；人心是假的，报表是真的。
那一夜，她在漏水的屋子里定了三条规矩，写在手机备忘录里，设成了开机第一屏：
一，不碰看不懂的钱。
二，不借一分钱的杠杆。
三，谁吓唬我，我就研究谁。
写好之后，她看着这三条，忽然笑了。笑自己穷得只剩规矩了。
有人问她，你一个被扫地出门的女人，怀着孕，凭什么跟百里家斗？
凭她还活着。活着，就有无限本金。本金不是钱，是时间，是命，是这口不肯咽下去的气。
她把报纸铺在桌上，用手机一寸一寸地拍照，生怕翻旧了。拍完，她给父亲生前的一个老下属打电话——号码是从电话簿里翻出来的，已经停了机。
她又翻出母亲留下的通讯录，一页一页地看。母亲去世那年她六岁，对母亲的记忆只剩下一盏深夜不灭的台灯，和收音机里一个温柔的声音。她一直以为母亲是会计，现在她忽然怀疑，母亲到底是什么人？一个普通会计，为什么会在临终前留下一份六十七亿的信托？
这些问题没有答案。但她不着急。她这辈子最不缺的就是耐心——从七周的孩子就能看出来，她最擅长的事，就是等。
睡觉之前，她把那张旧报纸叠好，压在枕头底下。就像小时候，把父亲的信压在枕头底下一样。
有些证据，纸做的，比人做的可靠。纸不会翻供，不会失忆，不会在被问到的时候说：我忘了。
锅里没米的时候，人反而看得清——什么该吃，什么有毒。这个道理，吃饱的人是永远不会懂的。